延安到保山物流公司135 为啥战争时期，都往陕甘宁跑，和平发展时期，都往北上广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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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啥战争时期，都往陕甘宁跑，和平发展时期，都往北上广跑？

傅作义将军在抗战时期的最大贡献，就是坚持了绥远不弃，尽管所部第35军曾经在日伪的进攻下几乎不支，最惨时军力只剩下不足40%，但终于坚持了下来。知道绥远抗战的重要意义吗？那就是避免了日军从塞外迂回宁夏，进而从北方侵入陕甘，这也是重庆方面逐渐重视傅部以及提高其军政地位的原因之一。

（傅作义）

所以出身晋绥军的傅作义，虽然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只是阎锡山手下的第7集团军总司令，然而在抗战中期以后职务一路飙升：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兼绥远省主席、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、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，到了1945年初，已经跟老长官阎锡山平起平坐了，当然，这里面也有老蒋的刻意拉拢和分化晋绥军的因素。

同时，也不能完全否定胡宗南的抗日功劳，这个“西北王”到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时，手下已经有四个精锐集团军45万人马。该部虽然躲在第一和第二战区的屁股后面，但终究守住了黄河、守住了潼关和西安，也就意味着四川北大门始终是安全的，日军无法从叩开川北觊觎成渝。

虽然胡宗南后来也晋升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，但是从傅作义和胡宗南的职务可以发现，抗战时期第八战区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，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陕甘宁青诸省。从1937年11月成立到1939年初，战区司令长官一直是由老蒋自兼的，直到陕甘宁局势稍稳的1939年初，才由陆军二级上将朱绍良接任。

从第八战区的设立可以证明，陕甘宁地区在抗战初期也不是那么安全的，如题所说人口大规模流向上述地区，其实并不准确。中华民族的传统“避难所”仍然是巴蜀地区，这是由地理位置、经济条件和人口情况所决定的，陕甘宁地区除地理上并不足够安全以外，粮食问题和经济水平都制约着，并不适合大规模人口迁徙。

（朱绍良）

主要原因还是地贫民脊和粮食短缺，比如陕甘宁边区的“大生产运动”，外因自然是敌人的封锁，内因也确实是延安脱产人口较多，而粮食产量又较低。从1937年到1945年，陕甘宁边区共接收了由河南、宁夏、山西、河北等省份避入的29万人，到1941年边区总人口为135万，1945年也才达到159万人，其中还有不少是内地赴延安的革命青年，所以人口增长比例真心不大。

但是四川可不一样了，它位于中国西南腹地，属于外围山地中间有平原（成都平原）的盆地地形，自古便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，不仅在地形上有利于抵抗外敌，成都平原出产的粮食也能够养活大批的内迁人口。到抗战相持阶段，重庆军队的防御重心，就是从豫西、鄂西、湘西到黔桂一线，目标就是拱卫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。

（傅作义和赵承绶）

粮食供应更是大问题，随着黄河、长江、珠江等流域产粮区的相继沦陷，四川省承载了国民政府最主要的粮食负担，仅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，四川征收稻谷的总量就占到了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，所以刘湘才敢说：“四川可出兵30万，供给壮丁500万，供给粮食若干万石！”

根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1938年3月之前，从沿海地区逃往战线后方的难民至少有2000万人，但“此二千万人之脱离虎口逃到后方者不足十分之一”，那也就是说，不低于200万人涌进了大西南后方。注意这只是普通的难民，尚不包括国民政府西迁入川渝的大批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，仅重庆人口1945年即激增到126万余人，而1935年这里只有30万人口。

（宁马）

所以抗日战争期间百姓真正逃难的方向，不是什么陕甘宁，而是大西南的云贵川，实际上古往今来大多如此，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爆发，连唐玄宗都从西安跑到了四川，闹八国联军那会，慈禧逃亡的第一站虽然是西安，假使情况继续恶化，估摸着还得入川。

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时，风闻日军有进逼潼关的迹象，西安城内的大小机关纷纷装箱准备跑路，目标正是汉中。战乱年代，普通老百姓逃往西南的目的也很简单，那就是为了“活命”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淫掠，哪怕在西南大后方吃糠咽菜，总能够保证基本的人身安全，在东北、华北、华中等地区，日本人炮制的屠城屠村血案还少吗？

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以后，民众的恐慌更甚，但凡有点能力的家庭，必然舟车甚至步行一路西迁，整个八年抗战期间，从沿海地区逃往大后方的人口，权威数字不低于5000万，比较而言，逃到陕甘宁地区的难民数量根本微不足道了，黄河天险，其实也影响着普通老百姓入陕甘宁的通道，而另外一边，又是战线对峙区。

至于现如今更多的人投奔“北上广深”，则更容易理解了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肯定好于西南内陆，个人就业和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一些，目的当然不再是仅仅为了活着，而是为了“活得更好”。